自伊斯蘭教東傳以後，浩罕一直是中亞伊斯蘭教的中心，其世俗的封建統治者在對新疆實行軍事擴張中，打著宗教旗號、煽動和藉助宗教狂熱是主要手段之一。首先是利用流亡在中亞的新疆和卓殘存勢力對新疆進行宗教滲透，進而煽動宗教狂勢。和卓一般被認為是“聖裔”，即穆罕默德的後代。在伊斯蘭教盛行的中亞，和卓既是人們的精神領袖，又控制著民俗政權。18世紀中期以後，隨著世俗封建主權力的增強，和卓的勢力有所限制和削弱，但和卓家族仍然佔有統治地位，擁有很大的權勢。新疆和卓是中亞和卓家族的一個分支，以後逐漸本土化而形成新疆和卓家族集團。清平定大、小和卓之亂後，殘存的新疆和卓家族勢力越境逃往中亞，清政府在當地實行了軍府制與伯克制相結合的治理方式和政教分離的政策，將新疆的伊斯蘭教納入政府的管理和控制之中，規範了各種宗教活動，由此為政治和社會的穩定創造了條件。

外逃的新疆和卓家族大部分流亡在浩罕。至19世紀上半葉，僅浩罕一地流亡的新疆和卓後裔即達200多人。起初，浩罕出於伊斯蘭教義，一直容納和收養著這批和卓後裔；當其國力強盛並開始向外擴張時，這些和卓勢力就成為入犯和蠶食新疆的工具。因此，浩罕在需要時，甚至不惜從中亞其他地區網羅淪於乞討的新疆和卓後裔。這些和卓雖然大多隻是浩罕向新疆南部進行軍事擴張的傀儡，正如1830年被推出的和卓後裔玉素甫所直言：“我到喀什噶爾去，連一個高粱饢都不值。”但浩罕對新疆和卓勢力長年的豢養、利用和宣傳，實際上構成了對毗鄰的新疆南部長期的宗教滲透，並由此頻繁地蠱惑和煽動著南疆的宗教狂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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