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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胡適給蔡元培校長寫信，報告杜威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演講遊歷計劃和大致到京時間，並請蔡元培商請教育部就聘請杜威一事致電哥倫比亞大學。

5月4日，“五四”運動在北京爆發時，胡適正在陪同導師杜威在上海講學。5月7日，胡適參加了上海響應北京愛國學生的國民大會，會後又跟著隊伍遊行，從西門一直走到大東門，夾袍都溼透了。

5月8日，他便從上海趕回了北京。

“五四運動”爆發後不久，北大校長蔡元培辭職進行抗爭，由於胡適在教授中威望較高，所以蔡元培不在時，實際上是胡適在北大主持大局。

6月初，北洋政府大肆逮捕學生，北大的部分校舍也成為關押學生的監獄。其中，北大法科一地，成為關押學生的第一監獄。第二天，胡適借得一張執照，得以進入北大法科，探望被關押在那裡的學生。

這時，胡適做了三件事。第一，透過交涉，給關押的學生送去了三十多個鋪蓋，不過關押的學生多達176人，肯定不夠用。第二，學生被關押後，長時間沒吃飯，胡適探監知曉情況後，立即委託北大的教職員工買了一些麵包送進去，以免學生捱餓。第三，忙完這一切後，立刻給報社主筆張東蓀寫了一封長信，將詳細情形報告給了上海的新聞媒體。收到胡適這封長信後，張東蓀以《北京學生受辱記-大學教授胡適之先生來函》的標題將此信全文發表在6月8日的《時事新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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