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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領軍人陳獨秀，也連續推出《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憲法與孔教》、《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復辟與尊孔》等一系列文章，重炮猛轟孔教與孔學。他重點闡述的是“孔教與帝制有不可離散之因緣”，同時指出：“孔教與共和乃絕對兩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廢其一。……蓋主張尊孔，勢必立君，主張立君，勢必復辟，理之自然，無足怪者。”

此外，還有李大釗、魯迅等許多人，也相繼投入戰鬥，抨擊宗法禮教和孔孟之道，展開了中國近代史上最廣泛最深入的一次思想解放運動。

在國外時，胡適曾嘲笑過袁大總統尊孔祭聖的醜劇。回國以後，置身在新文化運動的洪流中，受了《新青年》同人反孔鬥爭的激勵，同樣以打孔家店的戰士姿態，出現在新文化的戰陣上。

胡適攻擊孔教，矛頭首先指向以孔孟之道為核心的舊倫理舊道德，批判專制主義的“節烈”和“孝道”。

當年的中國，帝制顛覆不久，所謂“三綱五常”一套宗法.倫理道德，仍緊緊地束縛著人們的思想，“貞節牌坊”和“孝子牌坊”仍到處可見。

北洋軍閥統治下的共和政府，居然在正式頒佈的《褒揚條例》中，明文規定表彰“節烈”的條款。民國治下，寡婦守節，烈女殉夫的怪事，屢見不鮮。

1918年7月，胡適發表《貞操問題》一文，即披露了報紙上宣揚的兩起這樣的怪事。一起是北京《中華新報》登的《會葬唐烈婦記》。文章說唐烈婦在丈夫死後，自殺過九次，經過“灰水，錢滷，投河，雉經(按，即上吊)者五，前後絕食者三；又益之以砒霜”，方才做成烈婦。更奇怪的是，那文章還寫到一個姓俞的女子，年方19，尚未出嫁，未婚夫就死了，她竟也尋死覓活，絕食七日，被家人勸著吃了稀粥，但還表示要服喪守節三年，然後再自殺，非做烈女不可！而此文的作者還說，三年有一千零八十多天，如果俞家防範嚴，俞氏女找不到自殺機會，“可奈何?”為了維持風化，作者竟忍心害理的巴望那位唐烈婦的陰魂顯靈，來幫助俞氏女趕快死了，“豈不甚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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