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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橋慶喜的醉夢，此事亦然變得不美妙起來：

其實自元治元年（1864年）七月十九日禁門之變後，為難之處不是如何討伐長州——畢竟長州犯了大忌擅自動兵進攻京都，而且圍攻長州是各家聯手，這肯定是有勝無敗。

令慶喜為難的是，如何收拾殘局。

說白了，扶桑政局日後走向如何、慶喜為首的“一會桑”勢力如何維持權勢，這些都是必須考慮的問題。

此時，據西洋歷1861年4月米人南北之戰爆發已經三年多了，歐羅巴從米人南部獲得的棉花越來越少，因此，作為輸入扶桑的主要貨物，洋布、洋紗數量也日漸降低。

再加上米人洋商的不活躍，其實扶桑的經綸危局有所緩和。

當然，慶喜也不得不承認，這樣的結果與幕府派出的竹內保德旅歐使團有關——雖然文久2年（1862年）的交涉中付出了減稅等嚴重代價，可畢竟順利推延了兩港兩都的開埠。

這樣的大勢下，有去年武力攘夷的失利，加上今年以來西洋人不斷集結兵船於橫濱，才是朝廷改元“元治”默許放棄武力攘夷的根本原因。

當然，諸侯們也靈醒無比，去年的八月十八日之變、今年的禁門之變，都體現出了先見之明。

可是，緩解不代表根本矛盾得到解決。

如今扶桑的兩大危機是，對外開埠造成的困局和德川幕府日薄西山帶來的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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