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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不易，制度改革更難，因為這涉及到很多人的利益。在這個時代，還關係到知識階級的觀念。

儒法之爭由來已久，以儒家大獲全勝為結果——至少儒生是這麼認為的。即使鍾繇、高柔這樣以律令傳家的人，他們也自認為是儒生，絕不會以法家自居，春秋治獄已經成了共識，如何解釋法律條文，要看執法者有什麼樣的目的。

按法律條文辦事的人被稱為法吏，並不為世人所重。這個時代的名士以藐視法令為尚，只問該不該殺，不問能不能殺，所以才有李膺殺張朔、岑晊殺張泛這樣的事發生。

張朔、張泛當然該殺，但無視律令顯然不是治國之道。孫策對鍾繇說，律法必須要改革，這是治國之本，但究竟怎麼改，要反覆斟酌，不能大而化之。他不提具體的要求，但有幾條原則：

一是不能太嚴。太嚴了，動咎得罪，容易成為官員手中傷害百姓的工具，官逼民反。

二是要明確。什麼樣的事不能做，做了就有什麼樣的後果，要讓百姓能夠理解，不至於產生混淆，也不能讓官員有太多的操作空間。立法的目的是規範百姓的行為，減少犯罪，而不是為執法而執法。

三是要有辯護。有罪無罪，不能只聽官員一面之辭。

鍾繇對前兩點沒什麼意見，最後一點卻是不明所以。孫策略微解釋了一下。

在見鍾繇之前，他也對相關制度做過一些瞭解，和張紘、虞翻以及高柔、伊籍等人都有過商討。僅從制度而言，秦漢法律是很慎重的，尤其是涉及殺人的案子，通常都要經上級部門複核，殺人甚至要皇帝親自批准。但案件審理還是由官員獨立完成，並沒有給當事人多少辯解的空間。會不會出現冤案錯案，會不會出現判罰不準，取決於官員的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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