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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言一出，他的同官，無不皺眉，不但語氣不似下屬對上官，而且“陶”字念成本音便算是讀了白字。剛毅常有這種笑話，潘祖蔭倒也不以為異，只這樣答道：“這是欽案，而且西聖震怒，我實在為難。剛子翁期我以虞舜的刑官，真正慚愧。”

再問其他七人，答語大同而小異，總而言之，無論如何羅織，也援引不上一條能處死的律例。同時還隱約表示，這一案不能只審護軍，不審太監。

潘祖蔭不願也不能強人所難，端茶送客以後，繞室彷徨，不由得想到一個人。

這個人是浙江湖州人，名叫沈家本，雖是所謂“貲郎”，捐班分發刑部的額外郎中，卻是年輕好學，在《周禮》這部書上，很有些功夫。這部書專講春秋戰國的典章制度，沈家本用它來與後世律例比較，每有新義發明。

潘祖蔭以愛才著名，尤其敬重沈家本想要昌明法學的志氣。古人雖有“讀破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何術”的話，但中國讀書人牢不可破的積習，還是輕視法學，以為這是刀筆小吏之事，不屑以吏為師。沈家本曾經為潘祖蔭指出過，紀曉嵐主纂《四庫全書》，政書類法令這一部門，僅收法學著作兩部，存目亦僅收五部，指紀曉嵐的按語中“刑為盛世所不能廢，而亦盛世所不尚”這兩句話，大謬不然。盛世不尚刑法，則玩法瀆職的弊案，接踵而至，何來清明之治？紀曉嵐是極通達的人，如何說出這樣不通的話來？禮察他的用心，或者因為高宗好用恩威，行法嚴峻，因而以此為規諫。但就事論事，刑為“盛世所不尚”這句話，以詞害義，實在誤人不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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