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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由宰輔、樞密使組成的政事堂是妨礙趙禎下達聖旨的第一道障礙，那麼行使中書舍人職能的“知制誥”便是第二道——後者是有實權的差遣，而前者僅是徒有虛名的供奉官。

如今政事堂的諸位宰輔已預設召范仲淹回京，此時只需寫一道手詔，命負責知制誥的官員擬寫聖旨即可，但趙禎在權衡一番後，還是決定將人召來，當面吩咐。

畢竟負責知制誥的官員中有一位不可忽視的人物，那便是已故宰相呂夷簡的長子，呂公綽。

呂夷簡在朝為相二十一年，人脈遍佈天下各地，再加上子女、親朋、門生故吏眾多，雖說已故數年，但“呂氏”在朝野依舊有著不可小覷的影響力，僅稍遜於如今風頭正盛的“二宋”，即宋庠、宋祁兄弟。

趙禎倒不是擔心呂公綽當面違抗他，他是擔心“呂氏”與“二宋”串聯，畢竟事關范仲淹，慶曆新政一事後，朝中但凡是士族出身的，那可沒幾個還能說范仲淹的好話。

不多時，負責知制誥呂公綽、趙概、楊偉、胡宿四位學士便被請到了殿內。

在得知官家召見他們的目的後，四人大感驚異。

這四位知制誥的政見也不統一，其中品行最為人稱頌的趙概暗暗驚喜於范仲淹即將被召回，楊偉、胡宿二人對此不做任何表態，剩下的呂公綽，他實際上是持隱晦反對態度的。

畢竟其呂氏一門亦世代為官，稱其士族、世家毫不為過，范仲淹當年提出的新政亦損害他們呂氏一族的利益，更別說呂公綽本人就以蔭補入仕的，這就註定他不會支援范仲淹的政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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