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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宰執們，從家裡、有司官署，趕到都堂的時候。

宮中已再次降下了十餘個御批卷宗。

每一件，都有寬宥。

首犯或從腰斬、斬首，改成絞甚至是刺配。

從犯則從刺配沙門島/重配刑徒等改成了流放三千里/一千里不等。

同時，判詞也寫的相當漂亮。

或是引經據典，以聖人的名義，說明寬刑省罰，對於德教的重要性。

或是援引列聖的判例（宋稱‘斷例’）——是的，你沒有看錯！

中古的大宋，司法實踐中，是看重判例的。

趙煦的父皇，甚至在元豐時代，下詔命大理寺、刑部，編纂了一部《元豐斷例》來指導州郡官員，審理案件。

趙煦上上輩子，也曾命大理寺有司官員，編纂了一部《元符刑名斷例》來指導司法實踐。

這主要是因為，大宋的商品經濟發展迅速。

而作為成文法的刑統，根本跟不上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種種問題。

老幹部遇到了新問題，怎麼辦？

很多人都是無足適從。

特別是許多案件，都開始觸及儒家的雷點。

譬如說父母在，但兄弟爭產。

又或者說，夫妻之間，發生了經濟糾紛。

這個時候，一般人別說判案了，連審理的膽子怕是都沒有。

生怕碰到政治雷區，一不小心把自己給炸上天（譬如登州阿雲案）。

好在，大宋天下州郡，情況極其複雜，什麼樣的案子，都曾出現過。

所以，大多數人，在遇到類似棘手問題的時候，就會統一的做出相同的選擇——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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