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的戰爭，這的確是一個“捷徑”。但是，這個捷徑走多了，將會造成執政者貪圖外在快便，一旦國家出現困難，就尋求向外發展，以外力驅動，最終只是轉移或掩蓋了內部的問題，而實際上沒有解決。

這就好比武家只練外功，因為顯效快啊，練內功就算練十幾年也未必有成效。但是外功再厲害，就算練得體如金剛，沒有內力，那也不是高手，還是外強中乾。

名可秀認為，這種執政思想的危害很大，不僅會破壞儒家治世的“仁”道，而且國家解決內部問題的能力也會越來越差。比如講農學，因為國家向外擴張解決了土地緊張的問題，治政重心還會放在提高稻穀的畝產量上嗎？至少不會那麼緊迫的重視。而沒有這種緊迫的重視，農學、農具和耕作技術的發展就會慢下來，長久來講，外部帶來的利益遠遠及不上內部的損失來得大。

所以名可秀強調內治，也就是內在的張力。國家的王道之心不能破壞，國家的內治能力也必須迎面一個個困難，才能磨礪出朝廷執政團體的堅韌和智慧。

但是，對於皇帝和政事堂來講，必須要有人口壓力這方面的認識，提前敲一敲警醒鍾是有必要的。當然發動戰爭的真正原因並不是衛希顏在朝下對皇帝講的人口原因，普仁及聖卻是真的，這是名可秀“致中和”的儒家思想。

那麼衛希顏為什麼要在廷辯上講“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個法則呢？因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不僅可以讓大宋的儒家君臣們深刻認識外族覬覦入侵中國的根源，清楚這些“蠻夷”的本質，讓君臣產生持續前進的外在壓力，同時也讓“物競”這個法則有個極好登臺機會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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