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起一邊看著摺子，一邊回思起名可秀在楓閣論說的當朝官考之弊。

大宋官員的考核總起來說分為“述職”和“考課”，前者為自述其績，縣令的述職報給郡守具評，郡守的述職報與本路轉運使具評，評出等級後報給吏部，吏部再作磨勘，即審查複核。

但州縣述職往往虛報治事績效，或只寫勞績，不記拖欠等等；而吏部的複核又易流於形式。譬如“德清公勤”這“四善”不好考，而“治事、勸課、撫養”這“三最”除了農田增闢、和戶口增減有戶部籍冊可查外，其餘多難查實。

對此，名可秀道：“……吏部考課，到後來已是循年資而論。因績難考，而任官的年頭卻是擺在明處的，且年資長者被升遷中外少異論，又不得罪人，吏部何不樂得輕鬆？因是，無能者可熬年頭到高位，而有能者卻因年資被壓下……吏部考課要改，首要便得改了這論年資之弊。”

她語帶嘲諷：“地方考課，以轉運使評守臣，守臣評縣令，這些地方考課官大多舒服躺在自家衙門裡，哪清楚底下縣治的好壞？或者有些守臣連治下縣的方位都還未弄清楚罷？

“……且不論上官評屬臣，同為地方治事，孰肯破情面、秉至公？其中更有鑽營奔走、行賄買等的，其舞弊事難以道盡……不獨如此，因利益而結黨營私，互相遮掩打招呼的，亦不在少數。”

李綱在章折中也尖銳指出：“朝廷考課多行姑息之政，當罪不罪，當謫不謫……”州縣只要不捅出朝廷盡知的大簍子，守令一般都能順順當當的按序升遷他任。“……由是，持僥倖之心虛報政績者愈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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