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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許多‘祖宗之法’其實都帶有極強烈的‘朱元璋’色彩，從而具有不可替代性，而當作為祖制被繼承下來時，大多數時候都是徒有其‘形’，而內卻乏其‘神’。

早朝就是如此，它也經歷了蛻變。其實朱元璋晚年對於早朝也是比較隨意的，甚至於右順門、西宮都舉行過早朝。到了永明帝的時代，早朝又經歷了比較大調整，而這次調整，相對來說更具有‘人性’，好比日常的早朝，就是每五日休息兩日，如遇惡劣天氣則免。

不僅如此，時間和程式也做了調整，常朝則更注重奏事，又沿用了唐制的‘常參’制，朝廷官並非需要一體見君，而是依據品秩及重要程度分為了‘日參’、‘九參’、‘四時參’以及‘朔、望’而已。像兵部協理戎政遇開操日，戶部總督倉場、禮部提督四夷館等，都免於早朝。

因為形式簡化，所以時間也較之以往後延了半個時辰，不用‘雞鳴而起，昧爽而朝’，這確實是上朝百官的福音。還有一點比較有人性的是，又恢復了賜食，什麼立春餅子、元宵湯圓、端午粽子、重陽糕、臘八面等，俱光祿寺先期上聞，至早朝後覆奏，朝罷賜食。

諸如這一切的變化，都是為了早朝更具有實質性作用，那就是奏事。奏事也非什麼雞毛蒜皮的事都可以早朝上說，而是做了相應的規定，哪些是可以早朝來奏，哪些事無需經過早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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