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五年（1866年2月）奕欣等奏請京師同文館添設天文算學館，（有必要交待一句，在同治公佈新政之前，清朝就已設立了同文館，主要教習西洋各項事務）並招收正途出身人員入館學習。他們詳細闡明瞭學習西法的重要性：當今既欲講求製造輪船、機器諸法，如不借西人、西法為先導，探求機巧之原、製作之本，則恐師心自用，徒費金錢，仍無裨於實際。對於以“師法西人”為耳的謬論，他們著重駁斥說：“天下之恥，莫恥於不若人。查西洋各國，數十年來，講求輪船之制，互相師法，製作日新。東洋日本近亦遣人赴英國學其文字，究其象數，為仿造輪船張本，不數年後亦必有成。”環視全球，“獨中國狃子因循積習，不思振作，恥孰甚焉！今不以為不如人為恥，而獨以學其人為恥，將安於不如而終不學，遂可雪其恥乎？”

雖然洋務派說的句句在理，同治也傾全力支援，但依然有頑固派官僚對弈欣等人設立京師同文館，並且延聘西人擔任教習大為不滿，製造種種流言蜚語。而同文館擬添設天文算學館，並招收科甲正途出身人員的訊息傳出後，頑固派一片鼓譟聲。監察御史張盛藻率先上折反對，他們：“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為其讀孔孟之書，學堯舜之道，明體達用，規模宏遠也。何必令其習為機巧，專明製造輪船、洋槍之理乎？”他認為，自強之道在於朝廷“整紀綱”、“明政刑”、“嚴賞罰”、“求賢養民”、“練兵籌餉”等，對臣民惟有講求“氣節”，依靠列祖列宗的深仁厚澤，以堯舜孔孟之道進行教育、培養，萬不可以“重名利而輕氣節”。為此，他建議：設立天文算學館，宜責成欽天監招考穎悟年少之天文、算學生入館學習；至於輪船槍炮一事，則宜由工部遴選能工巧匠或軍營武弁，令其專心演習，傳授其法，“不必用科甲正途官員肄習其事，以養士氣而專責成”。他還特別強調“此舉於士習人心大有關係”，請求飭令在廷諸大臣悉心妥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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