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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鬧！”

鄭介民才剛剛接到戴笠的電話。就像顧長鈞查到的那樣，戴笠正打算跟比利時籍的天主教神父雷鳴遠合作，在河南建立華北戰地督導團，並且已經開始籌備,打電話找他就是讓他準備人手。不過顧長鈞查到的資料並不夠詳細。此時的戴笠還並沒有想到讓趙理君也去河南，因為趙理君才剛剛從上海站調到重慶沒多久，急呼呼地再次調走，對軍統而言也並不是好事。另外，趙理君也是有命案在身的，這傢伙剛剛在不久前奉蔣介石和戴笠的命令，刺殺了唐紹儀。

說起這唐紹儀，那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外交家，清政府總理總辦、山東大學（時稱山東大學堂）第一任校長，中華民國首任內閣總理，國民黨政府官員，還曾任北洋大學(現天津大學)校長。可說在民國建立之前，就在政壇上留下了極為濃厚的印跡，影響力極大。

抗日戰爭爆發後，唐紹儀發表了支援抗戰的言論，被認為唐是自盧溝橋事變後，“主張抗戰最力之一人”。上海淪陷後，唐紹儀將妻室子女送往香港，自己仍留居上海。對此，國民黨感到很不放心，蔣介石、孔祥熙等人不斷派人遊說，並以官銜及津貼籠絡，希望他保持晚節，不要為敵所用。廣東的抗日組織也派出代表勸唐離開此地，但唐紹儀始終不從。與此同時，唐紹儀周圍的一些親友，卻在打著他的旗號從事漢奸活動。日本也有一個所謂“南唐北吳”計龗劃。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還組織了一個對華特別委員會，負責做唐紹儀、吳佩孚的工作。計龗劃由唐組織全國性偽政府，取蔣介石地位而代之。日本許多特務首腦如谷正文、土肥原賢二等和漢奸陳中孚、溫宗堯等頻繁往來於唐府。於是當時上海、廣州等地盛傳日敵擬利用唐紹儀、陳中孚、溫宗堯等組織華中偽政府，因而廣州抗敵後援會於1938年3月上旬去電唐紹儀，請其脫離惡勢龗力的包圍，刻日南歸，唐不予答覆。到了3月19日，廣州各界人士及社團在省民眾教育館二樓開會，會上由廣州市各社會團體聯銜電催唐紹儀南歸，電文說：“請公善保晚節，否則自墮名譽，遺臭萬年”，並匯去旅費2萬元。唐仍置之不理，旅費也不肯收……可以說，唐紹儀這一步是走了昏招。他雖然歷經政治風雲、老於世故，算是一個成熟的政治人物，對於自己出處的榮辱得失，有充分考慮；可他卻太過自恃身份，以為自己雖身在日寇包圍中的孤島上海，可只要不主動得罪任何一方，保持與各方曖昧不明的態度，就不會引來太多麻煩。他忘記了自己面對的都是些什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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