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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琦早早的等著秦晉，不僅打算說服他推行新錢，還要改革鹽鐵稅法，由市稅轉為官賣。只要這兩條得以實施，朝廷的歲入就算難以恢復從前的規模，解決眼下的燃眉之急也是綽綽有餘的。

他只是在奇怪，秦大夫為什麼對新錢如此的牴觸呢？雖然秦大夫口中說著還要考慮考慮，但分明就是不以為然，又不想直接拒絕，給他留了足夠的面子。對於這一點第五琦還是很感激的，秦大夫年輕卻不氣盛，在細節上心思也很是細膩，十分注重身邊人的心裡感受。這種行事風格與以往的權臣大大不同，無論從前的李輔國，還是後來的楊國忠，包括李輔國和魚朝恩這種大宦官算在內，哪一個不是喜怒無常，時時發威呢？

“下吏建議的新錢之法，不知大夫考慮的如何了？眼看著到了年終歲尾，今年的租庸調運抵京師的還不及去歲的七成，照此發展下去朝廷很快就要面對無米之炊的境地了。”

第五琦這話絕不是危言聳聽，從天寶十五年開始，租庸調經歷了斷崖式的下跌，天寶十三載的極盛時期，朝廷歲入遠遠超過一千萬貫，可從至德元年至今，歲入呈逐年下滑的趨勢，到今年收入府庫中的也才三百萬貫出頭。

然則，朝廷現在百廢待舉，還要在河北繼續用兵，養兵練兵，都花費甚巨，這個窟窿連填都填不滿，從長安克復以來，就連支付在京官員的俸祿都已經成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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