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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依靠“國王之友”小圈子治國的時代，貴族大臣的私人利益，當然是談判中重要的考量，甚至可能考量的分量還相當沉重。

法國的國務大臣，首先是自己，然後是家族，然後才是國務大臣。

他肯定不可能站在一個超然的角度去真正無私、理性地去衡量所謂法蘭西的全體利益。

況且,誰是法蘭西？這本身還是個問題呢。

就像是最簡單的東方貿易，是好望角以東壟斷專營代表法蘭西的利益？還是開放好望角以東的私商貿易代表法蘭西的利益？

中小資本和大資本大銀行家大貴族，誰才是統治階級，這都還處在內部掐架的狀態呢，又哪來的法蘭西的利益呢？

是以，舒瓦瑟爾的自我利益,以及他背後的利益集團,都使得這場談判,對大順極為有利。

或者說，因為印度發達的工商業，以及法國的重商主義傳統，使得東印度的利益群體，實力不夠強大。

在統治階級內部出現分歧的時候，西印度戰勝了東印度、聖多明各戰勝了本地治裡、蔗糖戰勝了茶葉。

所以舒瓦瑟爾等重視西印度的人，才會成為朝廷主流。

這倒也不完全是個人的偶然。

大順雖然地主士紳的利益是保守平且反對對外擴張，但是大順立國之初的刻意分化制衡，塑造了大順統治階層的分化，使得大順有“內外分管”的基礎，也為此時大順對外擴張打下了基礎——只要不徵“遼餉”，用的是“外”部的錢，那麼內部本身的反對也就是沒什麼實質力量的嘴炮道德反對，沒什麼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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