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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時期胡適與蔣夢麟曾在上海同訪孫中山，已聽過孫中山談論的政治設計，即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的“建國方略”，以及它的哲學基礎“知難行易說”。國民黨取得政權後，奉孫中山為“國父”，又稱訓政是秉承孫中山《建國大綱》遺教。這不能不使胡適對孫中山“知難行易”說提出異議，於是便發表長文——《知難，行亦不易》。

因為文章較長，我們不妨化簡如下：

（一）孫的“行易知難說”的動機：胡適引用孫中山的原文，指出孫中山提出“行易知難”的學說，是因為他認為革命的不成功，主要是由於人們相信“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古說，影響了人們做事的信心。

（二）行易知難的十證：列舉了孫中山給出的十項證據。胡適評論說，“中山先生的意思一面教人知道‘行易’，一面更要人知道‘知難’。”

（三）“行易知難”的真意義：在這一部分，胡適分析說，孫中山認為人可以分為三系：先知先覺者、後知後覺者、不知不覺者。他們分別對應發明家、鼓吹家和實行家。所以“‘行易知難’的真意義只是要我們知道行是人人能做的，而知卻是極少數先知先覺者的責任。大多數的人應該崇拜知識學問，服從領袖，奉行計劃”。

（四）胡適對“行易知難說”批評：“行易知難說的根本錯誤在於把‘知’‘行’分的太分明。”“絕大部分的知識都是從實際經驗（行）上得來：知一點，行一點；行一點，更知一點，——越行越知，越知越行，方才有這點子知識。”“中山先生志在領導革命，故倡知難行易之說，自任知難而勉以行易。他不曾料到這樣分別知行的結果有兩大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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