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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所謂的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在當時引發新文化運動中的一場大論戰，也不是事實，而是後來之人地炒作。

對胡適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確是有爭論的。

他文章發表後，第一個迴應的是藍公武，第二個迴應的是李大釗。

藍公武批評胡適“有幾分武斷”且“因噎廢食”，力挺“主義好像航海的羅盤針，或是燈臺上的照海燈”。

1919年7月24日，《國民公報》開始發表藍公武《問題與主義》一文，至7月31日刊載完畢。8月3日，《每週評論》第33號摘要發表了這篇文章。

藍公武當時是梁啟超研究系(憲法研究會)的重要成員，1917年7月接任《國民公報》社長，在鼓吹研究系政治主張的同時，宣傳新思潮。

藍公武文章從問題的性質、主義學說的性質、方法等方面，比較系統地批評了胡適的觀點。談到問題的性質及其解決的方法，藍公武認為，“凡是構成一個問題，必定是社會生活上遇著了一種困難”，問題的性質很複雜，解決問題的方法自然不能一樣。要解決問題，“全靠與這問題有關係的人自動的起來解決”，所以，必須宣傳這個問題的意義和理論根據，引起人們反思而成為“問題”，才能接受我們提出的解決方法。

關於主義的性質，藍公武認為，“主義是多數人共同行動的標準，或是對於某種問題的趨向或是態度”，並作了恰如其分的比喻，“主義好像航海的羅盤針，或是燈臺上的照海燈”。他還說：“理想乃主義最重要部分”。怎樣認識方法和主義之間的關係？藍公武認為，主義與方法是目標與路徑的關係，實行主義可以有種種方法，有的方法甚至可能互相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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