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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杜威夫婦到達天津，由胡適迎至北京。6月，杜威在北京先後作了《美國之民治的發展》、《現代教育的趨勢》的演講，此後直到1920年3月，杜威主要在北京各學術機關團體演講，基本都是由胡適擔任翻譯。9月，北大正式聘請杜威為客座教授，為期一年，這中間胡適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前邊提到過，杜威來華講學，1919年5月自日本抵上海，1921年7月離北京回國。兩年多期間，曾在直隸、奉天、山東、山西、江蘇、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廣東等11省舉行演講。在北京、南京兩地作系統講演，在北京高師、南京高師兩校講學。報刊大量發表其講演，如《新教育》雜誌1卷～3卷各期均宣傳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和教育理論，並刊出“杜威專號”。

北京晨報社出版《杜威五大講演》，兩年內印行十幾版。並出版北京高師和南京高師兩校學生的聽課筆記：《杜威教育哲學》和《平民主義與教育》。稍後，其《民本主義與教育》等著作在中國翻譯出版。

《杜威五大講演》內容囊括了實驗主義哲學、政治學、教育學、倫理學等思想。在杜威講學的推動下，當時的中國形成一股實驗主義的熱潮。幾乎所有具有影響力的報紙雜誌競相報道杜威的行程，連篇累牘地刊登杜威的演講錄，知識界紛紛撰文介紹、評論杜威的學說，各種各樣社團以及相應的報刊陸續誕生，各級各類學校大力試驗杜威的教育學說。杜威的大名在中國這塊古老的國土上到處傳揚。要知道，杜威來華正值中國政治上、思想上、社會上風起雲湧之時，知識界正在進行“新與舊”的論爭，杜威的到來壯大了自由知識分子的力量，他的系統學說更成為當時中國政治領域、思想領域和教育領域的主導潮流，極大地推動了民主與科學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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