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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眼見的發達的異國，想到自己祖國的衰敗、貧弱，和所遭受到的恥辱，則刻骨地刺痛著這些留學青年。

和胡適、趙元任同在康奈爾大學的任鴻雋耳濡目染過美國的強盛後，不由地感慨道：“高樓奇雲，蒸汽迷霧，鐵路蜿蜒，名城巨鎮，類如貫珠……見物質文明之發達，未有不變色卻步者。”

那懸如霄壤的落差和反襯，不由得讓青年們思考這其中的因由，求尋著中國向前跋涉的出口。

1962年7月，陳衡哲在夫君任鴻雋身後為其撰寫的小傳中說：“那時在美國的中國學生中，有一部分是受過戊戌變法及庚子國難刺激的，故都抱著‘實業救國’的志願。”

陳衡哲是1914年秋到美國去讀書的。熟悉留學界的情形後，她明顯地感覺到，“科學救國”的普遍認識，早已在留學青年們的心中暗潮激盪了。

任鴻雋（1886—1961），字叔永，四川墊江縣人，祖籍浙江湖州。1904年，18歲的任鴻雋到巴縣參加科舉考試，得中秀才。隨後，任鴻雋進入重慶府中學堂就讀，後留在當地做了一名普通的教師。留學日本時擔任孫中山秘書，留學美國時創辦了中國科學社。1918年，先後擔任了北京大學化學系教授、東南大學副校長、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幹事長、中央研究院總幹事等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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